七點—開場 「這個疾病的『隱喻性』太強了……對於精神疾病的看法,長久以來不是過度『神話』否則就是『污名化』,這是非常沉重的兩扇門,使得人們要不是對前者感興趣,要不就是抱著後者的印象,讓病人也無法跟外面交流。迅速地被這兩極分開之後,也沒有真正試圖去看『他們到底是誰』。」 導演馬莉—其紀錄片《囚》獲2017年金馬獎最佳紀錄片—一席話凸顯大眾要認識精神醫學的本質何其不易。對於如張子午老師這般,用報導文章帶領大眾接近疾病真實樣貌的記者,尤其知易行難。 從採訪現場、整理錄音檔、到書寫過程,「我們只是擷取他人生命歷程的過客,如何呈現存在之真實?」 這是不少關心精神醫學領域的朋友常面臨的課題。the Mentalker團隊在寫作過程中,也感受到精神疾病的多變和不可描述性,因此希望藉著邀請張子午老師演講,分享經驗,引領我們以更立體的觀點、謙卑的態度,揭開精神醫學的面紗。 七點十分—報導者是先行者 張子午老師是報導者The Reporter資深記者,2016年以降的作品不乏記錄了近年轟動台灣的社會事件:小燈泡事件、林奕含、龍發堂議題等。就老師而言,這是「一連串的機遇與巧合」,甚至,起初老師提出報導精神醫學的相關構想時,不被看好。究竟從什麼視角,可以讓所謂「邊緣者、弱勢」的議題,引發你我的關注與討論? 看見精神疾病與社會的互動。 張子午老師點出時下的精神醫學報導所缺乏的元素。老師提問: 為何相關的討論,主流媒體總以精神科醫師的見解為依歸? 我們有傾聽那些深負社會汙名、受疾病所苦的病患,被壓抑的主體聲音嗎? 老師的文章隨著對問題意識的反思,開始書寫。 2016年,臺北市內湖發生隨機殺人事件,張子午老師與報導者成為第一位專訪受害女童母親Claire的媒體。對比大眾的悲憤,Claire在案發後無比冷靜,加上欲理解加害者生命經驗的理性,令國民動容。然與這份超然同理心對撞的,是漫長的加害者刑事訴訟,老師也就此持續追蹤,記錄精神醫學和司法體系交會下的張力與煎熬。 ( 🖋 延伸閱讀:報導者〈星星上的小燈泡,照相通往理解的漫長歧路〉與〈免死金牌或修復之路?——隨機殺人事件後的精神/心理鑑定〉) 七點四十分—報導者是旁觀者 那麼,在極端案例之後,撇開教條式的衛教宣導,什麼才是普遍精障者的日常? 於是,張子午老師採訪了當時在社交平台分享患病經驗、尚未出書的林奕含,描述患病個體除了精神疾病本身,還背負社會對疾病不了解所衍生的痛苦。撕掉「症狀」後的疾病是什麼模樣? 考察文本,張子午老師細究「診斷標準」的變遷、「正常」的概念。老師體會到,從歷史與文化的面向切入,我們方能察覺精神疾病與你我的關聯,進而搭建其社會意義。 ( 🖋 延伸閱讀:報導者〈成為一個新人——與精神疾病共存的人生〉與〈當我們討論精神病,我們討論的是什麼?〉) 鏡頭轉到社區,老師跟隨精神醫學第一線的工作者—社區關懷訪視員—深入照護現場,發覺這些不屈不撓的身影背後,支持殘缺生命個體的故事,並呈現當前體制下的困境。 ( 🖋 延伸閱讀:報導者〈與受苦者相遇——社區精神病人關懷訪視員的現場反思〉) 2018年,龍發堂—這個不被現代醫療所接受,但對在地精神醫學意義重大的機構—終於解散。人權爭議延燒的同時,老師認為有必要更客觀地,描繪龍發堂內生活的真實情況。除了深入堂內採訪,老師也訪談了早年進入龍發堂研究的文榮光醫師,於報導中拉出更廣闊的視野:作為精神醫學發展的痕跡,龍發堂過去對病患及家屬其實有非凡的成就,時過境遷,如今卻成了文醫師所說「跨世紀的歷史悲劇」。 ( 🖋 延伸閱讀:報導者〈龍發堂最後的日子〉) 八點十分—報導者是佼佼者 回顧張子午老師的文章,老師憑藉對議題的敏銳、學者考究的精神、觀察家「從邊緣看核心」的視角,以大眾看得懂的文字讓更多人認識「社會裡的精神醫學」。 老師也不吝分享他的寫作技巧:人類學的田野調查精神、立體的脈絡與多元的角度、聆聽被遺落的聲音。 ( 以下摘錄自老師演講的簡報文字 ) 一、人類學的田野調查精神 二、立體的脈絡與多元的角度 三、聆聽被遺落的聲音 八點三十分—Q&A 問答摘要 「老師並沒有為了要寫特定故事而採訪,維持專業媒體的操守,這樣的報導能為受訪者及精神障礙族群發聲,帶來什麼回饋嗎?」 我不是專業的心理諮商師,然而採訪過程的「傾聽」本身,對受訪者而言,當彼此建立信任,受訪者交付生命經驗的同時,對方就有被理解的感覺。我總是站在平等角度,將個案故事串聯到整體的歷史、社會脈絡中,讓受訪者的聲音更立體,使社會性被彰顯,而不會說是個人的問題。 ✑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「老師在一兩個月內要產出文章,如何在短時間內呈現多元完整的觀點?書目是平常的累積,還是接觸議題後才去涉獵?」 平常愛看閒書,所以書目算是日常的積累。台灣的節奏之快,一般商業媒體無法容忍兩個月的產出效率,報導者給一兩個月的時間做深度報導已非常幸運。所謂深度足夠與否,多靠自己的判斷,除了觸及現場、描寫現狀,我也以報導「是否可與過去的研究相應」、「是否能站在過去呼應現在」來判斷,我仰賴國資圖的論文系統,來審視文章有沒有達到對歷史脈絡的要求。龍發堂[的報導]即是一例,它帶出大眾過去沒有看見的一段歷史,當文章重視主體的聲音、歷史的線索也清楚可循,就算是一篇值得被參考的報導。 「受訪者的生命故事有其重量,有時報導出來對受訪者會有一定傷害,老師有沒有碰到什麼內容是不會寫出的?」 精神醫學相關議題的確較為敏感,因此我寫完初稿一定會給受訪者看,過濾掉對方有疑慮的內容。其實大多數記者並不會寄初稿給受訪者,他們認為記者有自主性,然而我擷取的故事都是他們的生命經驗,不屬於我,因此沒有不給對方看的考量。先前採訪林奕含,她就希望有些東西先避掉不寫,但過世後我寫出來,後來就衍生問題了,我之後也更加注意。採訪時,我不會預設受訪者的回答,不一定要聽到賺人熱淚的故事或文句,他們看到非主流的經驗被寫出,多半也是滿欣慰的。 ✑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「處理精神醫學的議題,有來自專業的挑戰,老師如何看待精神科醫師等專業者提出對您的指教?」 如果說場面話,當然是虛心接受,但私底下難免有些情緒:何必以專業角色壓倒少見的報導角度呢? 這之間的對話著實不易,包括知識、語言的隔閡。先前和一些年輕的精神科醫師討論,他們認為專業界的捍衛姿態仍強烈,因不論西方或台灣,精神醫學其實並沒有獲得和其他科別同等的地位。他們更希望站在「生物精神醫學」的立足點,若牽扯歷史、社會,彷彿在拉低他們的專業,降低醫師角色的影響力。精神醫學與社會密不可分,如何去開展更多病人經驗的討論,我認為這是我從報導書寫能去延伸的。 ✑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「報導者沒有專業背景,卻是大眾接觸議題的媒介,寫出的文章要給大眾閱覽,[專業不足的]處境尷尬,老師會怎麼解決?」 報導接觸專業內容時,我會找專業的受訪者談,汲取知識後再提筆。[報導者的]每個專題都會有前期文獻研讀和初步調查,雖相較學者的研究時間短暫,但在長期的報導訓練中,我們必須有短時間掌握問題核心的能力,運用所學消化、吸收,轉為報導語言。因此客觀性有所基礎,我們不會遺漏專業者的聲音,反倒需要他們替我們背書,使報導更具說服力。 ✑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「報導本身一定會有影響力,可能正面或負面,老師寫作時以什麼心態面對未知的影響力?」 其實,最初我沒有自信想到「影響力」,因設定的議題以既定印象來看,是較邊緣、弱勢的,我反而擔心點閱率差。每個人的要求不同,對自己報導是否能為族群發聲、引導政策方向,我沒有期待。我只覺得,發現了一個主題很重要但沒人去做,而現在的工作恰好有空間發揮,就讓有機會讀到報導的人,發現那些被掩蓋的事情,就有意義。我認為影響力是無形的。 九點—散場後記 熱播台劇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讓許多大眾第一次試著認識精神醫學,但誠如老師所說,「流行風潮會過去,而精神疾病和社會互動的交纏始終持續。」老師以這樣的認知,不停歇地關切我們所在乎的人、事、物。 the Mentalker也在努力向張子午老師看齊,希望用筆鋒告訴大眾,精神醫學議題固然冷門,但絕對沒有一個領域、一群人理應處於弱勢,即使精障者僅是疾病分類診斷上的少數群體,他們的完整樣貌仍需被看見、理解。 以「我們與惡的距離」為名,某種角度在暗示大家,常人把精神疾病當成一個特殊的存在、茶餘飯後的話題、文青學者競相咬文嚼字的主題,不把它當作與自己有關的事情,然而,透過張子午老師的演講,我們發現,我們與精神疾病的距離,其實沒那麼遙遠。 撰稿:陳昱忻
紀錄整理:江振嘉、馮訢卉 攝影:姚百謙、蔡孟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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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陽明大學精神醫學服務隊 |